产量过剩 钢铁行业内忧外患

导读:外企围剿产能过剩重工机械制造业面临的危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复苏主要靠内需的拉动，全球外需市场仍不乐观。

钢铁行业是我国的大产业，在我过的制造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钢铁行业的好坏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钢铁行业大而不强，无序竞争，资源靠进口，利润率很低。

2008年金融危机对钢铁行业冲击巨大。

从2008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纳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的68家大中型钢厂曾出现连续8个月的整体亏损；2009年全年，中国钢铁行业的整体销售利润率为，仅仅略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

而今，世界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日益巩固，钢铁企业似乎也逐渐恢复了元气。

从河北钢铁集团一季度的经营形势看，粗钢产量在增长，钢材价格在上升，利润也有所增加。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当前还远不是钢铁行业摆席庆功的时刻，这个行业依然面临深重的“外患内忧”。

外患自然是价格一路高涨的铁矿石。

我国60%以上的铁矿石需要进口。

当前进口铁矿石现货价每吨高达170美元，比去年的低点美元高出近两倍。

在现货价的支撑下，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日前均宣布放弃传统的年度定价机制，改为推行季度定价。

在处于卖方市场的形势下，三大铁矿石供应商漫天要价，要求近的涨幅。

而且铁矿石价格大涨也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钢材价格上涨将使下游家电、汽车、机械、造船、房地产等各个终端行业的原材料成本上升，这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目前的通胀预期，影响国民经济整体的稳定增长。

外患日深，而内忧也待解——在很大程度上，内忧正是外患的根源。

钢铁行业当前大的内忧就是产能过剩。

现在我国粗钢产能高达7亿吨左右，过剩产能在1亿吨以上。

更麻烦的是，由于钢铁企业对地方GDP有拉动作用，一些地方政府乐于上马钢铁项目，对淘汰本地区的落后钢铁产能缺乏动力。

结果，我国钢铁业一边在喊“产能过剩”，一边是产能在继续扩大。

巨大的产能产生巨大的铁矿石需求，从而导致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上游矿山赚取超额利润。

而钢铁企业由于竞争激烈，缺乏对钢材的定价权，有产量无效益，只能挣到一点可怜的加工费。

集中度太低也是我国钢铁行业的痼疾。

集中度低使我国钢厂对上游的原材料丢失了定价权。

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推进钢厂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重组，这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大力增强宏观调控，促进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以质量换效益加大淘汰落后，打破铁矿石垄断，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西南旱灾不可避免带来水泥涨价基础建设打开器械市场需求。

外企围剿产能过剩重工机械制造业面临的危机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复苏主要靠内需的拉动，全球外需市场仍不乐观。

截止到9月份行业的出口降幅仍超过40%，预计2009年出口收入不到总收入的两成，而2008年的这一数据是33%。

国外企业开始围剿中国市场，产品覆盖高、中、低全部档次。

中国市场近期的上升势头，不仅使国外企业，也让国内企业纷纷扩大生产线，抢占市场份额。

据透析，国内工程机械行业排名前6名的企业，都已把主要产品延伸到全系列产品，“最让人担忧的是，这其中低水平、低价格进入者居多，行业技术水平并未提高。

”据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工程机械业产品品种、数量过剩率约为20%，而且这些过剩产品全部集中在中低端，高端产品反而不足。

“铲车、装载机等六七类产品已严重过剩，而整机、大型制造机械和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产品还不足，这是一种结构性过剩。

”茅仲文分析，按目前的发展势头，行业产能过剩明后两年会更加明显，他建议除提高企业责任，利用市场法则淘汰落后产能外，国家应在外商投资中低端商品上设立审批权。

曾光安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不同于国外的私人企业，把落后产能直接砍掉，中国企业还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他主张用优势企业和劣势企业的联合兼并，而不是过多新建工厂的方式来缓解产能过剩。

并且，他以所在的柳工为例，认为企业在进入新行业时应遵循三条原则，一是进入任何行业首先要进行一个行业需求分析；其次，进入一个行业后，要进行技术创新，产品至少要达到国内标杆的水平，价格也不低于国内标杆；最后，判断现有产能能不能有效利用，主要以兼并收购方式进入，防止资源浪费。

工程机械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同时，矿山机械也同样潜在的面临着这样的潜在危机，伴随着全球500强工业能源巨头瑞典山特维克(SANDVIK)集团在上海建成投产，标志作为全球矿山工程机械市场上领先的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山特维克在中国跨出了一大步。

因此速度就是一切，河南矿机厂家重工从来不敢松懈。

建冶重工发展至今也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能够把握市场动向，对市场流行趋势的及时分析、市场竞争态势的准确研判和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保证企业可持续的扩大发展。

产能过剩治理呈现四大积极转变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去产能”位居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

近十年，国家层面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频频出台，这些政策文件既有专门针对特定行业的，也有规范行业市场秩序的。

系统追溯这些年的产能过剩治理思路，不难发现，一些积极转变正在发生。

从“一刀切”走向分类管制 早期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取向具有计划性质的平均主义色彩，对过剩产能采取“一刀切”的地区数量控制，行政分配过剩产能指标。

这样的政策设计虽有基于区域公平的考虑，但没有兼顾地区和行业特征差异，许多产业的过剩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加严重。

  早期产能过剩治理“一刀切”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控制新增产能“一刀切”；二是对淘汰落后产能“一刀切”。

一旦某行业被定义为“过剩”或“严重过剩”后，新增产能即使效率再高、技术再先进也没有进入市场进行竞争和博弈的机会。

后期我们观察到了这种思路出现了良性转变，政府通过构造一个产能指标置换交易市场，使得新增的高效率产能有了合法的入市渠道。

同时采取“因业施策”，不同行业的产能过剩治理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路和政策设计。

传统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新兴行业（如光伏）和区域性行业（如水泥）的产能过剩治理，其治理权限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放。

尤其是对于区域性行业，产能审批和控制的权限已经开始下放至省级主管部门。

在产能置换的方案管理上也采取了分类管制措施，“一刀切”的政策正在逐步根据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不断优化。

从行政命令为主转向更多发挥市场作用  过剩是行业整体概念，过剩产能并不一定是落后产能，这个边界需要厘清。

由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去筛选和淘汰过剩产能，必定会首先淘汰那些真正落后的产能。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工业运行仍需要部分闲置产能。

行政命令淘汰过剩产能，存在一个尺度把握的问题：淘汰多少产能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这个信息并不能直接从国际先验证据中提取，每个国家的产业链构成不同、每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同。

即便是同一行业，国内外的企业所有制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不能直接“洋为中用”，因为不同程度的市场发育容许的企业竞争程度存在差异。

在竞争受保护或受限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企业并不需要预留太多的闲置产能来应对大量潜在竞争者。

而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需要预留更多的闲置产能预防竞争对手进入和预备可能出现的创新。

因而，闲置产能到底多少是合理，需要把问题留给市场中的企业，让市场在企业产能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

  当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亦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2014年治理产能过剩的基本思路可以看出，政府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构建产能指标交易市场，允许高效率产能通过付费进入的形式替代低效率产能；另一方面则规范竞争，将原有的地方政府竞争性招商引资导致的要素投入扭曲予以矫正，更好地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去产能”进程中的行政审批将会越来越少，产能过剩治理将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

  从经济性管制走向社会性管制  早期的治理措施可以用“关停并转”四个字来描述：关闭和停办企业涉及关闭企业的标准问题；兼并是企业间共享资源、互通有无、共筑竞争优势的选择；而转产则涉及企业的资产是否专用以及转产成本等诸多难题。

无论哪种措施，都涉及管制机构对企业生产和经营决策的直接干预。

针对低端产能的无序竞争，政府希望通过培植大企业、优化竞争格局的方式改善行业发展状态。

但事实证明，一些由政府“拉郎配”的企业兼并往往是逆经济发展规律而行，是反效率的兼并行为，而不是企业发展的内生要求。

现实中，行政主导下的低效率企业由高效率企业兼并后拖垮高效率企业的案例也不少见。

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方式引导企业“关停并转”，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竞争对企业行为的激励。

  我们看到，在近几年的产能过剩治理措施中，行政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措施越来越少，治理措施更多地转向“规范竞争”这个方向，主要聚焦的管制措施则由经济性管制转向社会性管制。

比如，提高过剩行业的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安全生产标准等。

在这种标准下，淘汰过剩产能更具有法律依据。

从封闭市场走向开放市场。

  从政策的沿革来看，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时，治理政策首先从拉动内需的角度去设计。

实际上，外部需求也是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的一个突破口。

许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传统产业产能需求还非常多，这给我国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一个巨大机遇，外部市场正在帮助解决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依托“一带一路”战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和合作机构，助推国内产能“走出去”，主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需要清楚看到的是，市场扩容是缓兵之计。

产能过剩源于激励扭曲，依靠市场扩容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这个陷阱应避免。

长远来看，产能过剩治理还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

当前，外部市场扩容已经给化解产能过剩留足了制度转换的空间，把握住这个重要的窗口期，探索出市场化、法治化“去产能”的有效方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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